探究一五七五年，若论其生肖，则需溯源至中国古老的干支纪年法、此法以十天干（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）与十二地支（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）相配，循环往复，六十为一甲子、公元1575年，换算为干支纪年，即为乙亥年、地支亥所对应的生肖正是猪，故1575年是猪年。
具体推算其法，可用公元年份减去三，再除以六十，所得余数便可对应干支次序、以1575年为例：（1575 - 3）÷ 60 = 1572 ÷ 60，商为26，余数为12、此余数12，对应着六十甲子序列中的第十二位、自甲子始，乙丑、丙寅……顺次数之，第十二位恰为乙亥、天干为乙，地支为亥，亥属猪，因此这一年是确凿无疑的乙亥猪年。
乙亥猪年，其内涵亦有讲究、天干乙在五行之中属木，其性阴柔，如藤蔓花草，坚韧而温和、地支亥在五行中属水、水能生木，水木相生，此乃祥和之兆、生于此年之人，常被认为兼具了木的仁德与水的智慧、他们性情温良，心地纯善，不喜与人争斗，待人接物真诚坦率、如同静水滋养的林木，他们内心丰盈，有很强的同情心与包容力，乐于助人，注重家庭与亲情、水木皆为柔性，有时也易显现出随波逐流、稍欠决断的倾向，心志不够坚定时，或会受外界影响而动摇。
将目光从星象移至尘世，1575年的大明江山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、这一年是明神宗朱翊钧的万历三年、彼时的万历皇帝尚且年幼，朝政大权实则掌握在内阁首辅张居正手中、万历三年，正值张居正大刀阔斧推行万历新政的关键时期、这位铁腕宰辅，以其非凡的政治魄力，力图挽救日渐衰颓的明王朝。
就在这一年，张居正强力推行的一条鞭法已在全国范围内逐步铺开、这项改革将过去繁杂的田赋、徭役和杂税合并，折算为银两，按亩征收、这极大地简化了税制，减轻了农民的额外负担，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，抑制了地方官吏的贪腐空间、对于普通百姓而言，这头温和的乙亥猪，似乎也带来了喘息与休养生息的希望、张居正还大力整顿吏治，考成法严格施行，官员的升迁贬谪皆有法可依，朝野风气为之一新、可以说，1575年的大明，表面平静，内里却涌动着一股强劲的变革之力、这股力量，试图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重新上紧发条。
放眼世界，当大明王朝在张居正的主导下进行内部整合与革新时，地球的另一端正经历着地理大发现的余波与宗教改革的激荡、欧洲的航海家们早已将触角伸向美洲与亚洲的各个角落，全球贸易的雏形正在构建、西班牙帝国凭借从新大陆掠夺的白银，维持着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、而在思想领域，文艺复兴的火种仍在燃烧，人文主义的光辉照亮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、东西方文明，循着各自截然不同的轨迹演进，一个内敛自省，一个外向扩张、1575年这一个普通的时间节点，恰是这种巨大差异的一个缩影。
回到中华文化的语境中，猪作为十二生肖的收尾之将，其文化意象丰富而朴实、在古老的农耕社会，猪是财富与富足的象征、家字的宝盖头下便是一个豕，意为屋檐下有猪，方可称之为家、这体现了猪在古代中国家庭经济中的重要地位，代表着丰衣足食、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、猪的形态肥硕，性情温顺，不具攻击性，也因此被赋予了安分、随和、有福气的寓意、民间传说中，玉帝排定生肖座次时，猪因贪睡而迟到，最终屈居末位，这个故事虽带有些许戏谑，却也恰好印证了其与世无争、憨厚乐观的性格特质。
当我们回望1575年，这个遥远的乙亥猪年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肖符号、它是一套精密历法计算的结果，蕴含着水木相生的五行哲思、它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坐标，定格了大明王朝万历初年的改革风云，映照出一位伟大改革家张居正的雄心与抱负、它还是一面文化的多棱镜，折射出中华民族对于财富、家庭与福气的朴素向往、这个年份，如同一头沉静而富有内涵的木猪，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默前行，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复杂与厚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