探究公元514年之生肖，当追本溯源，依循华夏独有之干支纪年法、此法以十天干（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）与十二地支（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）相配，成六十为一循环，世称六十甲子、每一地支对应一生肖，此乃生肖推算之根本。
公元514年，以干支纪年法计，为甲午年、地支为午，午马相配，故此年出生之人，生肖属马。
甲为天干之首，属阳木，其色青，方位东，象征万物之始，如种子破土，生机勃发、午为地支之七，属阳火，其时为日中，即正午十一时至十三时，烈日当空，阳气最盛、甲午相合，木火相生，青木助燃赤火，是为勃发向上、精力鼎盛之象、生于甲午年之人，常被认为性情刚烈，聪慧敏捷，有不畏艰难、一往无前之气概。
欲知514年之貌，不可不察其时之世局、公元六世纪初叶，中华大地正处南北朝对峙之后期、北方为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，南方则为汉人萧衍所建的南梁政权、这一时期，干戈扰攘与文化交融并存，战马嘶鸣与梵音佛唱交织。
其时，北魏正值宣武帝元恪在位后期、这位皇帝崇信佛教，在他治下，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进入一个高峰期，宾阳中洞等传世石刻艺术，便是在此前后雕琢而成、佛法之光遍照北国，社会风气亦深受影响、朝政内部，外戚高肇专权，吏治渐趋腐败，为后来的六镇之乱埋下伏笔、在这样一个动荡与信仰并存的时代，甲午之马所象征的，或许正是北魏王朝那股虽已显疲态、却仍旧试图奋蹄前行的力量，以及佛教文化东传，如骏马奔腾般不可阻挡的势头。
目光转向南方，长江之隔，是梁武帝萧衍治下的南梁、萧衍本人博学多才，文治武功皆有建树，他同样是位虔诚的佛教徒，甚至曾数次舍身同泰寺、南朝文化在此时期亦是璀璨夺目，文学、艺术、玄学皆有大成，《文心雕龙》、《诗品》等巨著皆诞生于此前后、514年的南梁，社会相对安定，经济文化繁荣、甲午之马的意象，在此处则更多体现为一种精神上的昂扬与文化上的奔放、文人雅士的风流才情，佛学义理的精深辩论，共同构筑了一个充满灵性与活力的时代图景。
将生肖马的文化内涵置于514年的历史背景中，其形象便愈发鲜活、马，在中国文化中，从来不只是一种动物、它是速度与力量的象征，是龙马精神的化身、古代社会，无论是开疆拓土的战争，还是传递讯息的邮驿，抑或是商旅往来的交通，皆离不开马、一匹良驹，价值千金，是国家强盛与个人地位的标志、成语马到成功，寄予了人们对迅捷与胜利的最高期盼。
在514年的南北朝，马的军事价值尤为突出、北魏以游牧民族立国，其精锐的骑兵部队是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、甲午之马，恰如其分地映照了这个时代的铁血与苍凉、战马背负着将士，驰骋于广袤的华北平原，它们的铁蹄既是王朝的守护者，也是历史的见证者。
午马，五行属火，其性燥烈，光明磊落、这与南北朝时期人物的风骨颇有相通之处、无论是北方豪迈不羁的将领，还是南方清谈玄学的名士，其性格中常有一种不拘小节、追求极致的特质、他们或纵情山水，或醉心佛理，或建功立业，生命如烈火般燃烧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当我们回望公元514年，这个遥远的甲午马年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生肖符号、我们看到的是龙门石窟中佛陀的微笑，是南朝文人笔下的绮丽诗篇，是北魏铁骑卷起的漫天尘土，是那个分裂时代里，无数生命个体如同不知疲倦的奔马，在各自的轨道上奋力驰骋，共同构成了历史洪流中一幅壮阔而复杂的画卷、时间的脚步，正如骏马奔行，虽已越过千年，其精神与气度，仍可于史册文脉间窥得一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