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开一本一九五八年的老黄历，指尖触碰到的，是早已干脆的纸张、那纸页泛黄，薄如蝉翼，边缘带着被岁月反复磨损的毛边、凑近了闻，一股旧书、油墨和尘埃混合的气味，瞬间就能把人的思绪拉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份。
它不是一件寻常的物件，更像是一份时间的切片，一个矛盾的聚合体。
黄历的骨子里，依然流淌着千年的农耕文明血脉、二十四节气，从立春到大寒，每一个节气下都 meticulously 标注着物候的变化，指导着田间地头的劳作、谷雨种瓜点豆，白露烟上架，这些来自祖辈的智慧，用最朴素的语言，印在纸上，刻在农人心里、翻到每日的记事，红黑两色的木刻字体清晰地列出宜与忌：宜嫁娶、纳采、祭祀、开市；忌动土、破土、安葬、远行、这些字眼，承载着普通人家对生活最微小、最具体的期盼与敬畏、一个家庭要嫁女儿，总要翻开黄历，找一个黄道吉日，求个平安顺遂、谁家要盖新房，也要避开动土的凶日，图个安稳。
可这本黄历的独特之处，在于它被迫承载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、在页眉、页脚，或是在节气的旁边，往往印着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、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方针，以醒目的红色字体，与诸事不宜的黑色小字并存于同一张纸上、一边是遵循天时、顺应自然的古老智慧，另一边是人定胜天、改造山河的豪迈激情、这种并置，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。
一九五八年，是大跃进的开端、当黄历上写着秋分，祭月，提醒人们这是一个阖家团圆、感恩丰收的节令时，广袤的土地上，无数家庭的铁锅、铁勺正被投入后院的土高炉，试图在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中，超英赶美、黄历上的宜纳畜，传统意义上是添置牲口的好日子，但在那个集体化的浪潮中，私人的牲畜早已归于人民公社、黄历的指导性，在巨大的时代车轮面前，显得如此微弱，甚至有些不合时宜。
更有甚者，是除四害运动、黄历里或许有关于驱虫避害的传统方法，但绝不会有全民动员，敲锣打鼓，让麻雀不得落地的壮观场面、一个孩子，白天跟着大人轰麻雀，晚上回到家，看到墙上挂着的黄历，或许会困惑，这本告诉他们何时播种、何时收割的册子，为何没有预言这场席卷全国的人鸟之战。
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，这本老黄历是生活中的一个参照物，也是一个悄然的慰藉、在公开场合，人们高喊口号，投身于火热的集体生产、但回到家里，关上门，或许还是会偷偷看一眼黄历上的吉凶、那是一种根植于血脉深处的文化惯性，即便在最狂热的年代，也难以被彻底根除、它像一根细细的线，连接着过去与当下，为动荡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秩序感。
从物质层面看，五八年的黄历本身就是一件朴素的工艺品、纸张大多是粗糙的草纸，印刷技术也远谈不上精良，字体边缘时有模糊，油墨深浅不均、上面的插图，也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混合风格、可能还保留着传统的福禄寿三星、胖娃娃抱鲤鱼的木刻版画，旁边就印上了一个开着拖拉机的女社员，或是高耸的工厂烟囱、传统的神祇与崭新的英雄，共同挤在一张薄薄的纸上，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旧时代正在远去，一个新世界正在被强力塑造。
时间流转到今天，在北京的潘家园，或是在网络上，一本品相尚可的五八年老黄历已是难得的藏品、人们寻找它，已经不再是为了择日或指导农耕、它成了一个历史的观察口、学者通过它，研究那个年代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变迁、设计师在它斑驳的色彩和独特的字体组合中寻找复古的灵感、而对于更多普通人来说，寻找它，或许是为了一种更为私人化的情感连接。
它可能是爷爷奶奶用过的那一本，纸页的折痕里，还藏着他们青春的记忆、日子的空白处，或许还留有当年用铅笔歪歪扭扭记下的工分、开会日期或是孩子的生日、这些模糊的字迹，比任何宏大的历史叙事，都更能触动人心、它让我们看到，在那个被口号和运动定义的年份里，依然有无数鲜活的个体，在努力地、笨拙地，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，有着自己的悲欢和期盼。
那本薄薄的册子，就这样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、它记录了节气轮回，也见证了历史的喧嚣、它既是一本生活指南，也是一本历史的底稿，上面写满了矛盾、激情、迷茫与希望。
